揭秘：大明朝首辅张居正因何惹来了抄家灭族之祸( 二 ) 导读：张居正

为了破除无所事事、坐啸画诺、命令不行的官场沉疴，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创设颁行考成法以责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 “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明纪》卷39) ，据此“考其勤惰” ，决定赏罚升降。此法一行，立见成效。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

二、边防新政：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明中后期中国进入新的一轮寒冷期，等温线南移，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加剧。明廷边防破败， “壕浅墙卑” ， “频年寇犯如蹈坦途”(《明经世文编》卷252) ，致使“父子夫妻不能相得，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 ……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隆庆实录》卷59) 。蒙古方面则因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 ，又兼明边军不时纵火焚烧牧场， “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 ，可谓两败俱伤。

长期以来，明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出没无常的袭扰一筹莫展。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便称“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刘带川边防议》) 。论者甚至抨击构筑边墙“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陈建：《治安要议》卷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