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评论丨跨国巨头在中国有了高门槛( 二 ) 有媒体近日报

跨国企业可能是先进的，但他们在华从事的经营活动未必高大上。即使是在深圳开办工厂，也只不过是利用当地的土地和政策，招聘大量外省务工人员，把其国内研发设计的产品在中国生产、组装出来，然后就地销售或出口。从行业分类上讲，很多跨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业务仅限于加工组装。爱普生在深圳的工厂从事打印机和石英表的生产和销售，这种初级加工业务，跟深圳“创新之都”的定位格格不入。

近几年来，一些跨国企业不只是撤离深圳，而且陆续关闭他们在天津、苏州、广州等地的工厂。比如2015年，日本钟表巨头西铁城解散广州工厂；去年1月，日本日东电工公司拟转让苏州工厂股权；去年7月，日本欧姆龙公司宣布关停苏州工厂。很多人觉得中国被跨国企业“抛弃”了，其实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初级加工业在中国逐渐日薄西山。

国际巨头从沿海城市撤离，甚至从中国外迁，自然会减少中国的就业机会，但换个角度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改变已经翻天覆地。其中的进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人收入大幅提升，社保也日趋制度化，从国际巨头的角度讲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二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经济活动的环保标准越来越高，对企业来说也是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三是创新正在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初级加工业正在失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