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八 ) 原标题：曹汝

西原借款后来的确成为“一笔烂账” ，日本几乎血本无归，以至于不得不靠发行债券，偿付银行损失。力主对华借款的胜田主计（曾任财政大臣），遭到日本国内舆论的一致指责。

以上曹汝霖对“二十一条”及西原借款的自辩，大致可信。但要说当年“五四”学生冤枉了他，也不尽然。

北洋政府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最后在日本的战争威胁下，被迫屈服，接受“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对于此次谈判，如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所说，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同时无可否认， “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民四条约》成为日方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依据之一。

“五四”当日，实际主持“二十一条”谈判的袁世凯已经去世，中方代表陆征祥身在法国，那在谈判中处于第三位的曹汝霖，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生攻讦的首要对象。

至于西原借款，主要由曹汝霖一手经办，其危害较《民四条约》更大。西原借款里包括一笔“铁路借款” ，条件是让日本取代德国，与中国合办高徐（高密至徐州）、济顺（济南至顺德）铁路。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中日间还有一项秘密换文，规定铁路巡警队聘用日本人，日本有权在济南、青岛合法驻军。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在换文上，手书“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

就是这“欣然同意”四个字，让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极为被动。相关消息一出，与西原借款及秘密换文有直接关联的曹汝霖、章宗祥，成为众矢之的。

除支持段祺瑞的安福系媒体外，当时舆论大都站在学生一边。曾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贾士毅，对曹汝霖与“五四”关系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当时全国的知识青年洞悉日本这种经济侵略的行为，对曹氏很是不满，认为亲日损失国权，一时满怀着愤怒，起来反对，终于酿成了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