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当母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五 ) 母亲节来临之

二是由照顾者身份发展出来的一套情感建构，也就是母性。这套情感建构加深了女人与孩子的连接，让养育成为母亲不可轻视的责任和似乎是“天然”、“自发”的情感需要。在少子化社会的背景下，养育精细化勾连着中产阶级家庭的重重焦虑，体现在今天的母职形态上，则表现为前文所描写的各种以孩子为中心的焦虑母亲形象。这种“密集母职”的标准表现为，既要民主又要权威，既要有专业性又有技能性，既要给予关爱又要使其顺服，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情绪稳定” 。而这样的全能型母职，其价值需要由育儿成果来体现，而养育的成果，则集中表现为由资本打造的教育功利主义所驱使的儿童“娇贵化” 。

以上，就是为什么那些尽管身体不允许，还坚持要生孩子的女人，会被认为“伟大”的社会性因素。她们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也要当“母亲” ，不可谓不伟大。我们一定要看到，很多个体的生命选择，与其自身的生命经验有着非常独特的关系。比如，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一个女人可能希望通过生孩子来完成一个非常隐秘的个人愿望；我们也很难想象，生孩子可能对某一个女人而言，确实是她改变当下生活境遇的“救命稻草”；我们更难以想象，对有些女人而言生孩子，就是一个无关价值观的非常个人化的生命体验......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女性生命主体的经验，但我们更希望，母职作为女性人格和生命中的一个部分，甚至仅仅是丰富化女性生命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女性生命价值的仅仅和所有。

而作为女性生命拓展的母职，应该是由全社会合力完成的，不仅仅是“母亲”一力承担。正如周恩来总理在1942年发表的著名文章《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所表达的，社会上只片面要求妇女贤良是不公平的， “‘贤妻良母主义’......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个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牢牢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 ”周恩来认为母职妻职与父职夫职是对立统一的，要使妇女尽母职， “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