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流星与大业——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隋( 三 ) 大运河文︱仇

偏安江南的东晋南朝（包括之后的南宋）本以正统相号召，北伐自是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但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口惠而实不至。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尽管多由胡族建立，但通过一统（至少是争取混同宇内的姿态）来竞逐正统的观念似日渐为北族政权所接受。十六国各政权遽兴遽灭，难以深论，仅符坚南伐前“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一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化改制等举措，与南朝争夺正统的意图非常明显，孝文帝晚年亦汲汲于南伐，以至病卒于征讨途中。王通《元经》先以南朝为正统，至孝文帝后，改尊北朝，反映的便是这一正统之争。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禅让。古人所言“革命”指的是天命的改易，与现代汉语从“revolution”移译而来的“革命”一词，意思有所不同。

“革命”与“禅让”的不同，或在于革命是通过暴力推翻前朝，其中暗含的蕴意是前一个王朝因为胡作非为、失去天命而遭推翻，新的王朝是建立在否定前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如汤武革命、陈涉起义。禅让尽管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一场虚伪的表演，把皇位的“强买强卖”包装成“你情我愿” ，但较之于革命，禅让并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奉上玺绶后，前朝旧君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行正朔、用天子礼仪，假如他没有很快被谋害的话。

从当时的南北分途而言，十六国以降各胡族政权，皆以力取天下，攻伐不已，而东晋南朝的兴替，延续了汉魏以降的传统，以“禅让”为缘饰。但至北魏以后，北齐、北周乃至隋唐的政权更迭，一改旧规，皆假借禅让为名。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虽掀起反汉化的浪潮，并不摇动孝文帝本人的正统地位，高欢废安定王元朗、改立元脩的理由，便是元朗族属疏远， “高祖不可无后” 。如果说南朝一脉，通过“禅让”保存了汉魏正统，而北朝末期“禅让”形式的引入，承续的大约是孝文帝南迁后塑造的新正统，这一“正统”的获得与混一宇内之间，似有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