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流星与大业——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隋( 五 ) 大运河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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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的判断有些也能得到新出石刻资料的印证，如阴弘道墓志（拓本刊《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记载其“曾祖子春，梁侍中、左卫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祖荣，梁散骑常侍、新州刺史。父颢，梁尚书、金部郎，随仪同大将军、昌城县令，以儒学知名” ，出身南方士人家族，世习儒术。贞观七年，阴弘道被征为太常博士，参与制定大唐新礼，透露了南方传统在唐初礼乐制作中的影响。

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篇》中，陈寅恪先生认为唐前期江南租米折布交纳的改革，系承自南朝遗制，进而指出“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 ，初涉南朝化的议题。唐长孺先生晚年《魏晋南朝隋唐史三论》在此基础上，从土地制度、赋役、兵制乃至文化风习诸方面详密地阐释发挥，指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 ，系统论证了“南朝化”学说。几乎与此同时，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鸟瞰南北朝不同的发展道路，扼要地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阎步克教授在实证层面对此又做了较多补充。此说在网上讨论中最初被戏称为“北朝出口”（这一名称当源于《波峰与波谷》最后一章的标题《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后被正式命名为“北朝主流论” ，形成了稍显对立的两种看法。

近十余年来，学者多有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对两说进一步加以阐发者，不过阎步克、牟发松等学者皆认为，两说因为观察的时段与重心各有不同，可以并存互补， “南朝化”着眼于唐以后的变化，主要是从经济与文化方面加以论证，而“北朝主流论”观察南北朝从分治到一统的历史过程，关注于政治与制度。李治安教授则将两说归纳为南北方两条不同的发展线索。于是，本来就没有什么火药味的争论，大有偃旗息鼓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