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 三 ) 到昨天为止

两种意见之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断层，究其原因，正是杰·瓦格纳所谓的“近似式改编”所致——影片虽以一种与原著近似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观念进行创作，但实际上却与原著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构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西方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的改编，多集中于莎剧、圣经故事和希腊传说。例如，美国保存下来的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就是《理查三世》，近期被翻拍的《狮子王》取材于《哈姆雷特》，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的主要情节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纸牌屋》的故事内核源自《麦克白》，《七宗罪》《黑客帝国》等都是从圣经故事中汲取灵感，《诸神之战》《特洛伊》等则源自希腊神话。

可以看出，西方的这些改编作品也几乎都采取的是“近似式”的改编策略，原文本自身并不会为影视作品提供一个“超稳定结构” ，而且改编作品之中无不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当代意识。其个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文学理论学者弗莱来说，任何文学作品（包括影视）的创作都是“移位的神话” ，即他们都参考了相同的“神话原型结构” ，原型作为一种将孤立的作品相互群系起来的因素，将使文学（影视）形成整合统一的主流文化价值。例如，希腊神话与好莱坞的西部片渊源颇深，神话英雄和牛仔侠客之间也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塞吉欧·莱昂内曾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西部片中的人物则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 ”也就是说，当经典文本通过改编穿梭至电影银幕之上时，它们之间的外部结构已然失去了相似之处，使之产生关联的只有由原文本所提供的“最大公约数” 。

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应是中国电影闪耀而突出的底色

再来看中国电影中经典改编的代表性案例。世纪之交，张艺谋与陈凯歌都对源自《史记》中的“刺秦”故事进行了演绎，即《英雄》与《荆轲刺秦王》。两部影片中，我们仍能在后者中寻摸出大致的历史“神话原型” ，但是前者却有意地模糊了“刺秦”发生的历史逻辑，他们仅仅套用了符合历史一般流程的框架，更多地则是以电影艺术的规律对这个故事进行再创作。原型在这里被处理为一个近似“虚空”的存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充满了对历史的“消费”倾向。正是因此，这两部影片上映当时，《英雄》被批评为“视觉凸现性美学的惨胜” ，《荆轲刺秦王》则在首映式上得到了“整体的非议” 。但是近二十年后，我们至少不应该忘记他们这种的现代性解读所产生的力量，这一力量在文本外部为中国电影打开了巨大的言说空间，影响至今：它向外拓展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市场和文化影响力，向内则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种改写确然是后现代情境下所必要且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