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家王辉斌：乐府题解与四本的关系( 四 ) 内容摘要：乐

“本事”之于乐府诗，要而言之，其作用主要有二。其一是规范乐府诗的本真用意之所在，即什么样的乐府题，写什么样的内容，否则，即有“越轨”之嫌。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序》有云：“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夫利涉，则述《公无渡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斑者，但美绣项绵臆；歌天马者，唯叙骄驰乱踏。类皆若兹，不可胜载。 ”在这里，吴兢虽然是就其所撰《乐府古题要解》之动机而言，其实际上是已涉及到了乐府诗与“本事”的关系问题。吴兢认为，《公无渡河》与“赠夫利涉”毫无关系；“庆彼载诞”亦非《乌生八九子》之所写，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在于“后生”们不明乐府题所蕴含的“本事”之所在。所以，其于《乌生八九子》之“要解”中写道：“右古词：“‘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 ’言乌母生子，本在南出岩石间，而来为秦氏弹丸所杀。 ……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 ，但咏鸟而已，不言本事。 ”所谓“不言本事” ，是指刘孝威《乌生八九子》（参见《乐府诗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辞三”）之所写，与《乌生八九子古辞之“本事”了不相涉。

“本事”之于乐府诗作用的第二个方面，是可增强诗中所写人或事的真实感与可信度，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序》之“事则案诸史”云云，即与此甚为关联。其中有云：“乾以为既曰诗，未有不可被之弦歌者。 ……今以《三百篇》例之……则见其中美者，可以劝善恶者，可以惩尤，夫三百也。 ……义则本之经，事则案诸史。 ”所谓“事则案诸史” ，是指“本事”所涉之“人”或“事” ，即都要真实可信，经得住史籍的检验。也即在朱乾看来，乐府诗所写之事或人，只要能“案诸史” ，读者就自然会对其信而不疑。正因此，朱乾于《乐府正义》之中，虽然重点是对乐府诗“正义” ，也就是对他人之“义”予以辨驳，但于“本事”所涉及之“人”或“事” ，即皆以“案诸史”的方法而为。此则表明，朱乾《乐府正义》之“正义” ，都是可以“案诸史”的（对于朱乾《乐府正义》，另可详下）。

以上之所述所论，所表明的是“本事”在乐府诗中的重要性。正因为重要，故自西汉扬雄《琴清英》始，历朝历代的乐府诗批评著述皆于“题解类批评”中，乃将对“本事”的勾勒放在首位，其目的自然是对其重要性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