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的“数据不朽”：赛博时代我们如何崇敬神圣？( 三 ) 原标题：巴黎

与此同时，在宗教与政治的千年博弈中，两者不断交换着各自的话语。其结果之一是，政治吸收了宗教关于崇高理念的道说方式，并逐渐将其运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宗教热诚被复刻成爱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可以以相同的逻辑被设立为一个政治的符号。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圣母院，在更为世俗的意义上象征着国家，尤其是这一国家的历史。

今天的欧洲乃至世界已与中世纪迥异。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并创建了新教，将解释圣经的权力从教皇那里交还给了普通人，这一行为动摇了那些神圣的宗教符号的固定含义。同时，在文艺复兴后，艺术作品也不再需要总是围绕着上帝和神圣的领域，这不只是扩大了创作的领域，同时也扩大了解释的领域，人们开始有权从作品里面读出和约定俗成的符号不同的含义。新教的教堂比起天主教的教堂风格上也是从简得多，因为建筑符号的重要性已经被削弱了，哪怕是被简化的符号一样能代表上帝，相反，如果没有信仰，那么神圣的符号也未必能代表上帝。在政治层面上，这种符号意义的削弱要稍晚一些，很大程度上它构成了宗教情感缺失之后的代偿机制，然而它在资本主义现代官僚制的合理化进程下也日渐被祛魅。至此，留给我们的是“文明”或“文化”这样更为模糊的领域。

雨果曾说过“小的会战胜大的，文学将会杀死建筑” 。这句话不只是狭义上的建筑的衰败，而是符号学的衰败，因为文学所带来的多义性、暧昧性将原来稳固的符号和意义之间的连接打碎了。这句话甚至预言了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分解为能指（声音、图像）与所指（概念）的组合，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随意的；精神分析家拉康将此理解激进化，认为能指优先于所指，两者的关系始终是不稳定的，这意味着shu这个发音不总是指向“树”这个概念，还可能指向着别的东西。同样，教堂这个实体，也未必总是指向着某一个固定的概念（比如上帝或是国家等等）。这伴随着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宣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将巴黎圣母院看做文明或是文化的象征，这已然是一种现代性气质的话语，与更早期的宗教符号或是政治符号相比，这种象征只能维持一种稀薄的统一性。